1943年至1944年，約莫8400個少年－－其中有的才十歲，只能勉強沾上少年的邊－－在祖國的號召、日籍老師的鼓勵、半工半讀領薪水的勸誘下，飄洋過海到日本，進入空軍C廠，要製造飛機、打倒美國等敵人。他們有的慷慨激昂受到家長的歡送，有的畏畏縮縮只因為老師怒斥，有的偷拿父親的印章同意最後惹得父母涕泗縱橫，有的不顧兄弟的勸阻執意前去，有的在月台上與父親一別，竟成隔世。
到了日本，才發現工廠根本還沒有蓋好，或是得分發到不同地點去；那拿捶子敲鑿子的三個月基礎訓練，常常弄得血流如注；越接近戰爭後期，讀書益發不可能，而是一天三班制、不眠不休做工；有些友伴在美軍轟炸時陣亡，一整個防空壕只有一人僥倖逃過。
戰爭結束，有個孩子迫切地回到台灣，才發現自己從日本人變成「中國人了」；另一個孩子相信在日本就會有機會，開始賣膠鞋、半工半讀；還有一個聽了同學的話說台灣不能去，得去中國，卻因為台日背景被下放邊疆、逃難十一次……。
他們是少年工。郭亮吟在紀錄片《綠的地平線》裡，娓娓訴說他們那一段青春。
我的公公也曾是少年工，但我從不曾聽他說過這段往事，因為我只見過他一面。
2000年的秋天，我到家中探訪重病的他，他身軀瘦弱、乾枯的手臂上有一個褪色的刺青，喉嚨開了一個小孔扣著一個銀色的環，空氣中飄散著久病者的氣味。我撫著他的手，內心湧起一股巨大而深沈的哀傷。林先生走進來，向公公介紹我是他的女朋友、我叫什麼名字，「阿爸你聽懂否？知道要眨眼睛。」已不能言語的他張著枯瘦臉龐上偌大的眼，一眨，再一眨。隔天，他那曾經用力眨的眼睛，再沒有張開過。
我在《綠的地平線》裡，淚眼搜尋只有一面之緣的公公的身影、拼湊他的故事。一旁的林先生不住拭淚，因為他也在尋找、拼湊他父親的年輕歲月。
放映結束後的座談會上，導演請林先生以少年工後人的身份聊一聊。他說，公公從來不提自己的年輕歲月，但看著NHK時，常不經意地說：「這裡我去過」、「那裡我去過」。慢慢地，林先生知道公公曾有一段少年工歲月，儘管他從來不說。他不說的，還有北京話，他似乎終其一生都覺得，自己是個日本人。也因為不諳北京話，他的一生停滯在社會底層，以打零工維生，以喝酒度日，中風之後，尤其無力與暴躁。然而，他撐下去了，撐到2000年的3月，陳水扁勝選、民進黨執政，他樂不可支，要林先生下樓放鞭炮慶祝那屬於台灣人的一日。然後，整條巷弄鞭炮聲隨之而起——為了那屬於台灣人的一日。
林先生又說，或許公公只撐到那年秋天，不算太壞。要不到今日，那一生多苦的人可能又覺得自己被騙。只是，這次騙他的，不是「日本人」，不是「中國人」，而是他心心念念的「台灣人」。聽到這裡，我隨著場中的人大笑，卻又不禁痛哭起來。
我的公公，曾是一個少年工，曾在綠的海平線上載浮載沉。他的名字，叫做「林智慧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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