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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,一早穿上紅色運動衫,班尼頓。

不全然是要昭告我的想法,也是因為晚上可以不必再換一次——對「職業婦女」來說,衣服能少洗一件,就覺得輕鬆。

下班後,和媽媽碰面,兩人到中山國中捷運站去進行我們的週五親子活動——本週主題,倒扁遊行。(說是週五親子活動實在太不誠懇了,我是個不太乖順的女兒,娘家離得近,卻總是忙、沒有常回去。可是今日不同,一定要挺媽媽。)

母女倆前往捷運站的路上,兩雙眼睛四處張望,看到穿紅衣服的,隱隱覺得是同行者。第一個看到的是個六十歲左右的老先生,紅衣短褲、背包雨傘,昂首前進,像是堅定的遊行者,可是我們並不確定。越接近捷運站看到越多,有的獨自一人,有的夫妻攜手,有的在捷運底下打電話:「啊?我要去遊行啦,晚上我再打電話給你!」「等一下就要碰面了不要浪費電話錢!」「我們六號出口見!」

麵包店裡,有三分之一著紅衣;捷運站裡紅色點點,到了第二站南京東路站約莫有四分之一車,第三站忠孝捷運站,大概有半車到三分之二,是紅色的。我自己,從充滿試探地瞄別人,就怕人家穿了紅色只是偶然或失誤,也許還自認倒楣也不一定;到後來很輕鬆地與人打招呼、眼神交會、微笑。而媽媽,早已和別人高談闊論,甚至講起前幾天的早就去過凱道靜坐,彷彿自己是學姊!

在那個小心翼翼到放鬆的過程中,我幾度鼻酸。不是像媽媽一樣感動,而是感傷。

在人群的推擠中,我們緩步往前移動、出捷運站,路上已經有人開始高喊口號,越接近總統府,呼聲越高、頻率越密。人真的太多,行進如此不易;雨水忽大忽小,卻不覺得寒冷——依舊因為人多之故。

我握著我的手電筒前進。那個手電筒上面,有一個小哨子,是921時準備的。人家說,如果地震來時,被倒塌屋舍與傢具掩埋,吹哨子可以呼救。所以,這是一支救命手電筒。在那個九月,我把它放在床邊,而今同樣的九月,我把它握在手上,偶爾,吹一吹。我拉著媽媽的手前進,因為她到後來眼睛很不舒服,有時則把手搭在我的肩上。我想,她不害怕,不是因為我而已,是因為她知道在這陣人群中,不會有危險。

十點鐘,我們走在中山北路快車道上回家。上一次我看到這麼多人、走在封街的路上,鋪天蓋地的不是雨,是雪。那是2000年的除夕,愛丁堡新年。當時也舉起手臂,因為興奮;當時也高呼,因為歌唱與音樂;當時也流淚,因為我知道在同一個時間,故人背叛,在台灣與他的新戀人同歡。2006年秋,舉起手臂因為不滿,高呼因為傷痛,流淚,則因為我知道在同一時間,執政者背叛這群人的信任,在家中,冷眼看著電視畫面,同樣沒有一絲不忍與心軟。這次的背叛,更令人傷痛。

我在人群中。或微笑,或抿唇,前進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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